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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新医疗基础设施建设首先要明确问题和补救方向 而不是一味的“省钱”

“认为大医院能应对大流行病是不合理的。”国家卫健委卫生研究发展中心卫生服务体系研究部副主任黄尔丹表示，问题仍然在于中国缺乏基层医疗服务网络。像日本和新加坡一样，有强大的初级预防和控制系统，将大多数患者留在区县医院和基层。“盲目建大医院，把它建上天，解决不了十几万病人(突然出现)。”

(2月9日，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卧龙乡卫生院检查发热病人。图/新华)

医疗新基建的“砸钱”之道

本报记者彭

2020年11月23日发布，编号：973，《中国新闻周刊》

虽然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中国已经进入后疫情时代。针对此次疫情暴露出的整个医疗卫生体系的不足，各地开始完善、加强和建设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各种新项目遍地开花。在新一轮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之初，政策制定者和参与者应该首先集中精力澄清过去的问题和补救的方向，而不是盲目地投入资金。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上海创启卫生发展研究院创始人蔡江南表示，由于在此次疫情中使用行政手段调动资源，他有些担心疫情过后政策制定者会“逆向借鉴经验”，进一步强化医疗体系的行政色彩，加大使用行政手段管理和调动医疗资源的力度。

大医院才能应对大疫情？

蔡江南指出，第一个误区是没有适当强调三级公立医院的作用，疫情被公立医院扑灭，疫情过后要加强三级医院和公立医院的建设。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建设资金的分配上，大医院、大项目、大城市往往有更强的吸纳资金能力。如云南省昆明市计划投入15.18亿元，提高各级医疗机构应对重大传染病的能力，其中13.48亿元来自市政工程，10.61亿元基本建设全部投入市政工程。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一级传染病医院)长坡校区扩建工程总投资2.88亿元，全部由省级资金支持；15所县级人民医院建设资金总额1.7亿元，用于购置设施设备，其中1.5亿元需要地方政府解决。

据媒体报道，湖北省已规划公共卫生体系短板项目2247个，计划总投资2545亿元。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预算内资金、湖北省预算内资金、抗疫专项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但中央预算的资金大部分都去了武汉同济医院、协和医院等地方三甲医院。

2019年，哈佛大学陈增喜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经济学教授、哈佛大学中国卫生合作项目主任叶志敏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近十年医改进展与差距的综合文章。根据2017年的数据，我国约58%的资源集中在三级医院，只有18%的资源投入到基层医疗机构。这种资源分配效率低，成本高，不适合人口的需求。

疫情后的基础设施投入并没有打破这个医疗体系的格局。被誉为“中部医疗之都”的武汉有，有27家三甲医院位列省会前五，仅次于北上广等地。但疫情影响过后，这里会涌现出更多的三甲医院，一些原本规模较大的三甲医院也有了新的扩张方式。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校区作为我国公立医院激进扩张的典型例子，是kno

如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储备大楼建设项目、湖北省新华医院重大疫情防治基地项目、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内科综合楼项目等三甲医院几个新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均已获得湖北省发改委批准。今年9月，武汉市自然规划局在半年内完成《武汉市疫后重振规划（三年行动规划）》，提出新建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33家。

北京还将加强市、区综合医院负压病房建设。到2022年，全市负压病房数量将增加到700个，其中地坛医院、佑安医院、朝阳医院等医院300个，其他市级综合医院不低于160个。这三家医院都是三甲医院。

疫情期间，苏州市第五医院院长程俊平接到上级电话，问他如果疫情突然在苏州爆发，第五医院能否修复？“我明明说我做不到。”他说，假设有4万人感染新冠肺炎，现在苏州几家医院一半的床位都被拿掉了，只有5000张床位。“没有一个城市能成功。重要的是疾控系统要在前端预防、监控、控制，而不是让(医疗机构)被动接收这么多病人。”

“认为大医院能应对大流行病是不合理的。”国家卫健委卫生研发中心卫生服务体系研究部副主任黄尔丹表示，武汉医疗资源如此丰富，根本无法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疫情。问题仍然在于中国缺乏初级医疗服务网络。像日本和新加坡一样，有强大的初级预防和控制系统，将大多数患者留在区县医院和基层。“盲目建大医院，把它建上天，解决不了十几万病人(突然出现)。”

医防结合仍缺失

"这种流行病反映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医疗和预防的结合."江苏省预防医学协会会长、原江苏省卫生厅副厅长、江苏省疾控中心主任汪华说。但目前的解决方案是通过“砸钱”来应对这个缺陷，没有人关心如何真正整合。以公共卫生中心的建设为例，汪华说，与过去缺乏资金不同，现在10多亿元对许多城市来说是“小事”，所以许多地方提出在中国建设“一流”的公共卫生中心，但这些所谓的公共卫生中心最终是一个医疗机构，没有突破与疾病控制系统的壁垒。

原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预防控制与应急办公室主任杨维忠、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王晨等人于今年7月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我国县级以上医疗机构与公共卫生机构在组织结构上是分离的，在服务对象、工作内容乃至工作目标上没有有效的整合。这种模式很难解决我国“看病难”的问题，更谈不上缓解日益加重的疾病负担。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教授王洪波等人也在今年5月写了一篇文章，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的“医防分离”现象十分明显。由于疾病预防措施效果缓慢，大型医院缺乏动力，优势资源大多集中在危重患者的治疗上，有价值的预防技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医疗机构与疾病控制部门之间缺乏密切的合作与沟通，导致重大传染病发生后，综合医院与政府应急管理部门、疾病控制机构、急救中心、传染病医院、专业研究机构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不畅。

(郑郑东校区门诊楼经常有大量患者及其家属

为了弥补这一裂痕，王晨等人在上述文章中建议，应推进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卫生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汪华还说，真正理想的体系应该是公共卫生、临床医学和基层三位一体，三者应该紧密结合，形成一个大的公共卫生体系。疫情过后，三个板块在硬件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强。但专家指出，“短板”在某些方面未能找到真正的短板，甚至误入歧途。

疫情爆发前，黄二丹所在的机构一直在研究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当时他们发现，由于公共卫生系统的收支两条线，没有绩效激励，导致大量人才流失。事实上，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因为我本来想给这个体系增添活力，加入一些市场机制，给一些自主经营的空间，但是现在，打乱了之前的改革步伐。

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2019年底，业内曾有人呼吁改革疾病控制体系。比如在人口不足50万的县，县级疾控职能下放，纳入医院和卫生行政部门，可以避免资源分散造成的浪费，调动人员积极性。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不会设立县级疾控机构。但现在因为疫情，这个提法明显“过时”，因为疾控机构正在进行“制度建设”。

目前，全国正在加强对各级疾控中心基础设施、人员和设备的投入。比如根据湖南省政府发布的文件，要加快省疾控中心选定的新项目建设进度，建设全国一流的区域性疾控中心，推进市县两级疾控中心标准化建设。

蔡江南表示，如何构建公共卫生体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从美国的经验来看，美国的疾控中心只是联邦政府层面的组织。美国50个州和地区都没有疾控中心，就是全国各地的卫生局都有疾控中心，就像现在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公共卫生的疾控中心一样。在这个体系中，国家和联邦两级都需要顶尖的公共卫生机构，因为需要研究和执法，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向下，政府机构中有这样一个部门，但进一步的运作是与基层医疗机构整合，如基层诊所和社区医疗机构，它们都履行疾病控制和公共卫生的职能。

他认为，对于中国来说，疾控中心应该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国家级和省级的体系，但并不需要在每一级都建立一个独立的疾控中心体系。从省级开始的各级疾控机构都要与医疗系统进行整合，否则如果疾控业务没有那么多，收入补偿很容易达不到，进而回到人才流失的老循环。但是现在，疾病控制系统的完整的基础设施具有不同的层次，加强了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分工。

“这一轮基础设施建设当然会加强中国医疗体系和公共卫生的硬件条件。”蔡江南说，但总的来说，对于整个系统中那些特别薄弱的东西，或者说迫切需要弥补的东西，他看不出这方面有什么努力在朝着那个方向发展。